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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身邊的一級醫院、二級醫院、三甲醫院眾多，當我們真正患病時是否能得到妥善的治療呢？發生在北京的一件輾轉求醫的案例，可以清楚地表明，作為普通人當疾病來臨時我們是多么的無助。
患者的父母都是大學老師，家教很嚴。患者從小學習成績優秀，從北京一所重點高中考入了名牌大學讀書。但畢業后，她在工作和感情上均遭遇了挫折，后來，患者不再工作，在北京郊區一個農村獨居了三年半。
2018年3月底，患者首先來到北京一家公立三甲精神專科醫院，起初被收入院，但檢查發現血漿蛋白和血紅蛋白很低，院方認為風險很大，要求家屬自行聯系轉入綜合醫院治療。家屬一時聯系不上綜合醫院，此后將近一年，患者在城里家中獨居，晚上活動白天睡覺，不讓父母進自己房間。
到了2019年3月，患者母親拿著女兒的檢查材料去了好幾家大醫院，對方均以“沒床位”等理由拒收。
2019年3月24日，患者因呼吸困難來到北京一家著名公立三甲綜合醫院急診，急診科請婦產科、泌尿外科、呼吸科會診，做了胸腔和腹腔穿刺置管，引流積液，但沒收其住院，患者再次回到家中。隨后，患者母親通過個人關系找到這家醫院一位腫瘤科大夫咨詢，對方翻看材料后稱：“卵巢癌晚期，還能活兩個月左右，治不了了，去做臨終關懷吧。”患者母親聽到醫生的“宣判”，當時就傻了。自此她便認為女兒得了絕癥，救治可能性幾乎為零。欠缺醫學常識的她不知道：病理檢查才是診斷腫瘤的“金標準”。這位醫生沒見到患者，就做出如此判斷，欠妥當。
患者母親將女兒的情況發到微信朋友圈。隨后一個親戚告訴她北京有家私立的中西醫結合腫瘤醫院可以治療。患者母親聯系入住這家醫院，院方以卵巢癌晚期的說法為依據，進行中西醫治療，但是該醫院的治療方法不適合患者病情，不僅起不到治療作用，還帶來了發燒等負面后果。患者此后嚴重不適，強烈要求出院。從3月27日入院，到6月10日出院，她在這家醫院共花費超18萬元，醫保報銷13萬元。
2019年6月29日凌晨，患者呼吸困難，被送至北京一家急診搶救中心。急診搶救中心將患者收入ICU病房，維系生命。由于診治水平不足，院方建議馬上轉院。此后患者母親多方求助，才找到著名婦科腫瘤專家曹澤毅。曹澤毅經過會診后認為不是卵巢癌晚期可以治療，患者轉診入中國醫科大學航空總醫院
航空總醫院收入病人后。對患者進行了恢復身體的治療，一周后，曹澤毅教授親自主刀開展手術，手術非常成功。術后病人進入ICU病房。4天后，病人情況平穩，回到普通病房，飲食恢復。
幾乎所有學醫學的學生，入學的第一課就要學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，而且要求正式宣誓。可是我們看到患者在求醫的過程中，大多數醫生好像都忘記了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。衛生部發布的十二項醫療核心制度的第一項《首診負責制》，明確規定了首診醫師有責任協助患者轉診，找到合適的醫療救治機構。但是我們所看到的都是患者一家在無助地被醫療機構推來推去，醫生的轉診責任為什么沒有人履行呢？到底什么因素在阻礙著醫生履職呢？以下幾方面的問題阻礙了轉診的順利開展。
一、立法缺失是根本原因。雖然《首診負責制》規定了醫生的職責，但是從法律層次上看，《首診負責制》僅僅是部門規定，法律地位較低，僅僅是醫療機構等專業人士了解，患者并不了解。其次，《首診負責制》沒有強制醫療機構履責的規定，醫療機構不執行該法規不承擔任何不良后果。醫療機構作為專業機構，他們應該更了解各家醫療機構的專長，有能力承擔給患者轉診的責任。為保證患者的就診安全和健康，有必要強制醫療機構履行轉診職責。
二、分級診療體系建設任重道遠。2009年中共中央、國務院發布的《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》中首次提到“分級診療”，北京直到2019年還沒有看到分級診療有效運行。患者母親在四處求醫的過程中，沒有看到社區衛生服務站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影子。這些本該發揮作用的基層醫療組織沒有發揮作用，可能是患者沒有去找，更多的可能是這些基層醫療機構平時沒有服務患者的行為，患者需要時根本想不到可以找這些基層醫療機構。分級診療的基石家庭醫生，平時就應該是居民健康的咨詢顧問，解決居民的小毛病，當患者疾病嚴重后，是患者求醫的咨詢顧問，指導患者尋找合適的醫療機構。
分級診療體系建立除了醫療機構分級以外還會涉及許多因素。首先是首診醫生要有足夠的信息，了解患者的病情后能夠給出恰當轉診信息。目前中國“拉郎配”的醫聯體或者醫共體，在醫聯體內的信息尚且不能做到共享。醫聯體外的其他醫療機構，基層醫療機構的醫生更不了解，迫切需要有權威信息幫助首診醫生選擇合適的醫療機構推薦給患者。其次，醫療機構之間轉診不僅僅是從一級醫院轉診到三級醫院，也存在三級醫院之間相互轉診的問題。本案例中就存在公立三甲精神專科醫院向綜合醫院轉診的問題。轉診問題本來就是醫院發揮專長的問題，在中國通過“醫聯體”或者“醫共體”把正常的轉診行為畫地為牢，影響了醫院之間專長的充分發揮。
三、醫療機構間缺少有效的轉診機制。從第一家北京公立三甲精神專科醫院開始，患者有精神疾病，但是血漿蛋白和血紅蛋白很低。如果精神專科醫院不擅長治療血漿蛋白和血紅蛋白低的疾病，應該轉到擅長的醫院治療后再轉回精神疾病專科醫院。但是這家醫院沒有從患者角度考慮問題，僅僅一推了之，致使患者疾病進一步拖延。作為專科醫院，應該有成熟的機制轉診病人，同時也應該有患者隨訪機制，跟蹤患者的后續治療，但是該醫院沒有承擔起責任。
四、醫療機構人滿為患，缺少接收危重患者的強烈動機。我們看到在2019年3月，患者母親帶著檢查資料到幾家大醫院求治，各家醫院均以“沒有床位”拒絕收治。后來患者被送到三甲醫院的急診科，雖然急診科找了婦產科、泌尿外科、呼吸科會診，既沒有確診患者的疾病，也沒有對患者進一步診斷治療，患者重新回到家中。醫院不缺病人，體制的限制醫院也沒有動力提升自身的服務能力，北京的醫院都沒有足夠的動機接收患者，特別是危重患者。
五、醫療機構跨科室合作機制運行不暢。2019年3月24日，患者因呼吸困難來到北京一家著名公立三甲綜合醫院急診，這是患者首次有機會在三甲醫院確診病情。但是我們看到急診科請了婦產科、泌尿外科、呼吸科會診，并沒有請腫瘤科會診。會診沒有查明病情，患者母親不得已通過私人關系找到了腫瘤科大夫，得到了不怎么準確的診斷。如果患者能夠在專業的腫瘤科大夫主持下檢查病情，一定會更加準確地確診病情。
六、醫療機構之間轉診缺乏利益機制。為什么醫療機構之間不主動轉診呢？除了醫療機構缺乏履行法律職責的動力外，轉診行為缺乏利益導向機制也是根本原因。在梅奧診所這樣級別的醫院，當別的醫療機構轉診給它患者時，梅奧診所也要給轉診機構分配部分收入，調動轉診機構轉診的積極性。中國的醫療機構，在強調醫療機構的公益性的同時，忽略醫療機構本身也需要資金維持生存，忽略了利益機制對醫療機構行為的引導作用。
我們的健康安全依靠醫療機構中醫師群體護航，更需要醫療機構之間的協作。北京屬于醫療資源相對豐富的地區，高知家庭的人患病后都處于盲目求醫狀態。對于中國四五線城市、甚至偏遠地區的農牧民，如果沒有醫療機構的協作，想成功就醫更困難。目前的DRG、一票制、藥品集中帶量采購等醫改行為僅僅著眼于降低醫療費用，忽視了醫療機構之間的協作。其實改革醫療體制，讓醫療機構加強協作，提高效率可能更有效。本案例中的患者在沒有很好確診病情的情況下，在某私立中西醫結合醫院花費18萬醫療費，既浪費了資源，也不利于患者的身體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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